同志拉拉意定監護公證，同性伴侶可把公證當作結婚證明

最近幾個月，同志同性上海市普陀公證處主任助理李辰陽幾乎每個月都會和一兩對同性伴侶打交道——他們來咨詢或申請意定監護公證，拉拉想通過書面形式指定監護人，意定照管自己的監護結婚人身和財產。

“這樣是公證公證不是就相當于能結婚啦？”有人問。也有人對彼此的伴侶關系諱莫如深，聲稱對方只是可把能委托監護關系的“朋友”。“但我一眼就能看出來。當作”李辰陽從兩個人說話的證明語氣和互動的神態識別雙方的關系。

2017年10月1日開始，同志同性《民法總則》將意定監護的拉拉適用人群范圍從精神病人和60歲以上老年人擴大至所有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面臨著諸多現實問題和法律困境的意定 LGBT 群體，希望借此證明賦予同性伴侶對自己人身和財產的監護結婚監護權。

但同性伴侶申請辦理意定監護公證時并不順利，公證公證全國能辦理的伴侶公證處不多，愿意接受同性伴侶的更少。長期關注意定監護的執業律師丁雅清告訴《極晝》，她曾于2018年參與第一例成功以同性伴侶身份辦理意定監護公證的案例，一對湖南長沙的女同性戀向當地公證處提出申請，公證處開會討論了六個小時是否受理，主要的爭論點在于“會不會傷害公序良俗”，以及辦理之后可能出現的問題。

上海市普陀公證處主任助理李辰陽

李辰陽認為，公證行業應該把他們當作普通的辦理人看待，不好奇，不歧視，碰到有人主動強調同性關系時，他反問對方，“這有什么特別的呢？”無需給予特殊的支持，“否則會帶來更多社會壓力”。

南京公證處家事法律服務中心負責人李雯曾表示，除了意定監護公證，還有預囑、遺囑、醫療救護委托書等一系列公證，可以保障同性伴侶的法律關系。但綜合公證的功能仍與婚姻有著巨大的差異。北京劭和明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魯麗莉律師說，意定監護公證更類似于一種權利的授予，相對缺少義務的規范、責任的制約和違反的罰則。

盡管如此，在同性婚姻尚未得到法律承認的情況下，意定監護公證仍被人視作是同性關系的最優解。

向李辰陽咨詢的同性伴侶越來越多，很多人把公證當作結婚證明，李辰陽并沒有否認他們自定的這一“名分”，因為“稱謂不重要，最關鍵的是能夠得到對彼此的監護權利”。

連個有資格幫忙處理事情的人都沒有

2016年底，我就幫同性伴侶辦理過監護公證。當時，意定監護制度還沒確立，但《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規定，老年人可以自己指定監護人。

有兩位 60 多歲的老頭找到我，想通過公證認定彼此為監護人。他們沒有明說是什么關系，只說住在一起，搭伴養老。但我能明顯地感覺到兩人關系非常親密，一個壯一點，另一個有點“娘”，吵架拌嘴的神態像是老夫老妻。他們湊錢一起買了一套房子，辦理公證時強調了幾次，房子是兩室一廳，他們一人睡一間。這種不同尋常的強調，反倒讓我對他們的關系更確定了一些，但沒多問，直接幫他們辦理了。

沒過多久，又有一對男同性戀來辦理監護公證，一個60多歲的上海男人想給自己的同性伴侶——一個年輕點的外地男人——留一些財產和法律上的保障。辦理公證的契機是一場手術。外地男人得了闌尾炎，手術同意書需要由親屬簽字。但他和父母的關系因為性取向問題鬧得很僵，而且父母遠在老家縣城，不可能趕來幫他簽字。

上海男人因為沒有簽字資格跟醫生吵了很久，最后醫院作出讓步，同意手術。但這事兒讓他們感到后怕：這只是一場小手術，人還清醒，可以跟醫院商量。萬一碰到重病怎么辦，連個有資格幫忙處理事情的人都沒有。上海男人更擔心，自己去世后，同性伴侶會被趕出上海的房子，因此希望通過公證給他一個身份證明。

2017年3月，中國的意定監護制度正式確立。《民法總則》第33條規定，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與其近親屬、其他愿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或者組織事先協商，以書面相關法律法條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協商確定的監護人在該成年人喪失或者部分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履行監護職責。10月1日，意定監護的適用人群范圍擴大至所有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

這意味著，同性伴侶也成為了適用人群之一。但那時候，公證行業還沒注意到LGBT群體的需求，也不知道公證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么。

2018年下半年，有位公益人士針對同性伴侶做了一份匿名調研，詢問受訪者，如果發生意外，希望由誰幫忙處理？死后財產給誰？調研顯示，80%的人希望由同性伴侶幫忙處理意外造成的醫療等問題，遺產也是希望交給伴侶。

那時，我才意識這個并不熟悉的群體和我的工作產生了聯系。我買來很多關于同性關系社會學的書籍，仔細研究 LGBT群體的特征和訴求。

在中國，同性婚姻尚未得到法律承認，但同性伴侶的需求已經出現，他們也一樣存在著醫療、養老、財富傳承的問題，有時甚至比普通人的問題更加尖銳。我們做公證，也是希望能夠彌補一些法律上的缺漏，解決已經出現的社會問題。

2018年一對湖南長沙的同性伴侶成功辦理意定監護（上圖為公證書）

如果他找個異性結婚怎么辦？

來辦理意定監護公證的同性伴侶大多數是 40 歲左右，財產彼此獨立，前來進行公證的念頭一般是經歷了病痛或生死之后產生的。親屬簽字的要求讓他們產生了危機感：萬一真的有生命危險了怎么辦？父母不在身邊或者關系不好的話，離自己最近、關系最親近的人就是同性伴侶，需要文件來提供合理的關系證明。

我聽說過一個案例，一對女同性戀相互照顧十多年，其中一個人去世后未留遺囑，她的伴侶無法繼承遺產還被家人趕走了。

很多同性伴侶把公證當作是結婚證明。有了這張紙，無需登記結婚，他們就可以成為彼此法律意義上的監護人。有公益人士說，這可能是中國同性關系的最優解。

但目前，意定監護公證還比較小眾，適用于同性伴侶的案例更少。截至目前，我大概做了 300 多件意定監護公證，其中只有十幾件是同性伴侶，已經算是全國范圍內比較多的了。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案例是兩個搭伴生活的男人。年長的男人60 多歲，沒有親人朋友照顧，獨自居?。荒贻p的男人 40 歲出頭，多次入獄后跟妻子離婚，靠做代駕司機維持生活。有一次，司機扶了老人一把，還把腿腳抽筋的他送回了家。之后他們偶爾聯系，互相幫忙，最后搬到一起生活。老人給司機提供食宿，司機幫老人洗澡，帶他兜風。辦理意定監護公證之后，他們的監護關系有了法律的證明。我到現在也不能確定他們之間是不是存在同性關系，但這不重要。

意定監護適用于所有人群。有些律師和辦理人希望我在公證書上寫明同性關系，因為他們需要這種法律上的認可。但我覺得沒必要，相比于形式，能夠獲得對彼此的實質監護權利更重要。

LGBT 群體辦理意定監護公證和其他案例是一樣的。他們和普通人一樣，都會有感情不穩定，離婚或分手的情況。對于剛在一起沒多久，只是想借此獲得一個身份證明的同性伴侶，我會勸他們考慮清楚，畢竟是把一份事關生死的責任交付到另一個人手中。

對于在一起七八年的同性伴侶，我也會問“如果他之后找個異性結婚怎么辦？”對方如果有顧慮的話，我會在條款上加一條，“若對方以異性戀身份登記結婚，則監護關系解除”。但一般情況下，他們都很信任對方，說兩個人在一起這么多年，要分開早就分開了，現在不會擔心這種問題。

同性伴侶公證比較麻煩的地方在于，是否出柜，父母對他們的接受程度，以及是否有生育孩子的意愿都會帶來監護關系中的新情況。由于意定監護關系重大，我們要反復詢問當事人的意見，多次分別單獨談話。平時辦理一件意定監護公證只需要兩三個小時，但最近做一件女同戀性伴侶的公證花了近六個小時。我要跟她們討論所有可能的細節，進行各種各樣的死亡假設，來幫她們制定最全面的監護條款。

2011年3月8日三八婦女節，湖北武漢光谷步行街舉行了一場特殊的“同性婚禮”，這是武漢的同志組織以“同性婚禮”為形式進行的一次行為藝術表演。

這對女同性戀一人有一套房，如果其中一個人離世的話，房子會給另一個人。但我跟她們假設這樣一種情況，她們倆都喜歡旅游，如果在旅途中先后死亡，先死亡者的房產會轉到后死亡者名下，后死亡者擁有的兩套房產再轉至其父母名下。也就是說，先死亡者的父母不僅失去了女兒，還失去了她的全部財產，這就會出問題。哪怕死亡證明上的時間只差一分鐘，財產關系就不一樣。

在我提醒之后，她們才意識到這種情況。最后我提供的方案是，去世之后父母和伴侶分別得到一半的財產。

公證辦理不要遍地開花

一般來說，意定監護公證需要有一名第三方的監督人，監護人死亡或放棄監護權后，由監督人承擔監護責任。但同性關系相對隱秘，很難找到一個了解雙方情況的監督人。沒有出柜的同性伴侶不可能找父母，愿意承擔這份責任的朋友也很難找，這種情況下只能通過公證處或其他機構進行社會監督。

但這種監督很被動，辦理人申請監護證書后，只是每半年向公證處進行一次匯報。另外，處置財產的時候需要公證處進行監督。這種監督是由公證處作為一個公共的法律服務機構的性質決定的，并不能面面俱到，只是在財產管理方便起的作用稍微大一點。

意定監護公證跟婚姻制度還是有差異。登記結婚的夫妻之間除了監護關系外，還有法定的撫養義務，離婚之后還可以分得一半財產。但同性伴侶分了就分了，意定監護公證缺乏有效監督，可以單方面解除，解除意定監護關系后，同性戀者也很難再回歸家庭。

目前，辦理意定監護公證的案例不多，在同性伴侶的適用中還沒出現什么問題。但我也不希望這一法律工具被過快地推進。

目前全國有很多家公證處可以辦理意定監護。我個人覺得，一個城市有一個公證處、一兩位公證員能夠辦理就夠了，不需要遍地開花。在目前法律條文尚不精細的情況下，大力推廣可能會帶來很多新的問題。比如，如果法定監護人（父母）不承認二人關系，可能會對子女的同性伴侶作出的重大決定提出異議。如果同性伴侶雙方都失能失智，父母是否愿意承擔孩子的監護權也是個問題。

與此同時，意定監護公證適用于很多人群。同性伴侶辦理的時候也不用強調自己的身份，這會給公證員帶來比較大的社會壓力。本來意定監護就是一個新的東西，再加上同性關系，不確定因素就更多。很多公證處和公證員會產生顧慮，擔心辦理后出現矛盾，也擔心承擔社會輿論壓力。

比如，前段時間，江蘇某地的公證處公眾號發布了《意定監護公證，搭建LGBT群體愛的橋梁》，某同志公益網站以“某公證處撐同志” 為題進行了報道，后來該公證處把文章刪了，我猜測可能是感受到了壓力。